汝龙原是巴金的读者，后来成为他的朋友，原是巴金的平明出版社的投稿人，后来成为该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正是在巴金的启发和鼓励下，汝龙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一名契诃夫专家。汝龙最早想译些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但巴金希望他能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并建议集中精力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就这样，汝龙心无旁骛，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契诃夫的作品上。他根据英译本译出了二十七册契诃夫小说选，后来又补学俄语，根据原文重译一篇。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悄悄完成了契诃夫全集共十六卷、六百万字的翻译工作。
在《巴金书信集》中，致汝龙的信有三十七封之多。巴老称赞他「译书很用功，能苦干，有成绩，又能坚持，的确不容易」，在地震的环境中「仍安心翻译，实在可以佩服」，并殷殷嘱咐他保重身体，每天抽时间散步或作广播操，「要争取尽可能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拚掉老命」。
有一年，巴老去北京开会，顺便探望汝龙，亲眼看到他家糟糕的住房状况，他马上就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奔走，结果私房政策得到落实，汝龙家终于从逼仄的陋舍搬进了宽敞的房屋。
可惜汝龙还是因契诃夫而「拚掉老命」，新居只享用了几年，就于一九九一年夏天辞世而去了。他比巴金年轻十二岁，原以为万一巴老不能译完赫尔岑的回忆录，他将会继续下去，结果却是自己「先走了一步」。
巴老为他的早逝深感悲痛。他回忆著汝龙的「大大的圆脸」、「朗朗的笑声」，觉得这个坦率、真诚的朋友拖住了他的手，揪住了他的心。他写道：「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