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 既然要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找翻译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现代作家构成对话关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对话关系，是指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眼光、方法和思想，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现代作家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翻译文学加以回应，对外国文学家提供的艺术摹本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到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整合进而成功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对话关系的存在，使我们能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外国作家对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在这种影响和启迪下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例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就是一位与中国现代作家展开了强烈的精神对话的文化巨人。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都提及易卜生，在前一篇里，鲁迅说易卜生是崇信个性解放的善斗的强者，“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在后文中，他又称颂易卜生为捍卫真理的勇士，之所以写出《社会之敌》、《人民公敌》，是因为“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斯多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愿，“死守真理，以拒庸医，终获群敌之谥”。五四时期的时代需要，使易卜生和他的戏剧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新青年》1918年6月刊登“易卜生专号”，形成了易卜生介绍和翻译的热潮，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以及周瘦鹃、潘家洵对易卜生戏剧的翻译，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和译著。潘家洵的《易卜生集》在1921年和1922年问世，更标志着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易卜生进行了及时的反馈，现代作家围绕易卜生文学思想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深入的反思，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相应的反响。归纳起来，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引发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激烈论争。第二、带来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在易卜生的影响下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五四作家通过大量的小说创作，来反映关于人生、恋爱、家庭、儿童和女性命运等五四时期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第三、使五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样的“叛逆”女性。有代表性的如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玉英（熊佛西《新人的生活》）、吴芷芳（侯曜《弃妇》）、卓文君（郭沫若《卓文君》）、素心（欧阳予倩《泼妇》）、郑少梅（白薇《打出幽灵塔》）、蘩漪（曹禺《雷雨》）、子君（鲁迅《伤逝》）、梅行素（茅盾《虹》）等等。这些叛逆女性的出现，集中反映了五四作家对当时妇女命运的异常关切，也体现了易卜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创作界的巨大影响，体现了中国作家与易卜生之间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