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级的翻译作品

• 2月23日元宵节，92岁的冯亦代，在嬉闹的节日氛围和北京城的漫天大雪中，悄然辞世。哀恸之余是一个沉重的问号：在华文世界先后失去了董乐山、萧乾和冯亦代这样的扛鼎大家之后，我们还有可能继续读到大师级的翻译作品吗？
  
  　　 不少中年学者对《读书》杂志上冯亦代的专栏仍记忆犹新。从“海外书讯”到“西书拾锦”，1979年《读书》创刊后的前200期里，他发表的文章有199篇。这些及时介绍西方读书界、文化界最新动态的文章，在学者李辉看来，是冯亦代的重要贡献。
  
  　　 同一时期，董乐山翻译《一九八四》，施咸荣翻译《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梅绍武翻译阿瑟·米勒戏剧……对于被窒息良久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作品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文艺形式，更是视野、观念、思维方式的拓展和解放。
  
  　　 在这个意义上，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认为：“思想敏锐、视野开放、有批判眼光的翻译家，是一种思想文化资源。”
  
  　　 鲁迅曾把翻译工作比喻为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种给人间，是“偷运军火给起义的奴隶”。他力倡“拿来主义”，并身体力行，把翻译工作提高到与创作、学术并列的地位。
  
  　　 不过在英语专业毕业的小关眼里，翻译工作没有这么多“沉重”和“高尚”的色彩。她的选择很明确：“口译最合适，一小时的报酬大概是500元；给电视台翻译字幕也还行，省心；译书最烦，费神报酬又低。”目前大多数出版社的翻译稿酬千字只有几十元，而被誉为“金领”职业的同声传译，收入标准在每小时1000至1500元。
  
  　　 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却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冯亦代，也曾感慨“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他的代表译著海明威戏剧《第五纵队》，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结果还是远远不能达到原著的水平”，为此他“苦恼、气馁，想改行”。
  
  　　 译者如果不“苦恼”，读者大概就要苦恼了。不相信？看看由某著名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翻译的王尔德《狱中记》里的句子：“这种静止性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中的每一个最可怕的细节都和过去的一模一样，而且似乎也把它自己传送给那些以不停的运动为存在本质的永恒的力量之中。”
  
  　　 2004年12月，在一项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的翻译大赛上，一等奖空缺，惟一的二等奖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英语尚且如此，其他语种就更可堪忧。2004年10月颁发的第五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的一等奖都空缺。
  
  　　 俄苏文学专家、《日瓦格医生》翻译者蓝英年认为，目前译文质量的问题，除了译者水平和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态度外，同出版社的机制也大有关系。“出版社缺少懂外文的编辑，特别是懂小语种的编辑，约稿随意，编辑本人缺乏文史知识，看译稿粗枝大叶，发现不了错误。不懂外文的编辑往往不知翻译的甘苦，觉得翻译是件容易的事，把交稿期限限定得很短，促使译者赶译，造成更多的错误。”
  
  　　 更让人尴尬的是，高校和学术机构里翻译作品不被认为是科研成果，只能算做赚钱的“副业”。而对翻译工作者的培养，重外文轻中文，知识面狭窄，也是难有“大家”的原因。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季羡林说：“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
  
  　　 1957年6月9日，傅雷在《文艺报》上发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他写道：“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