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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

　　翻译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意义
　　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构问题，我已在另一场合专门作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注：参阅拙作《文学经典的构成与重铸》，载《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
　　我这里仅想强调指出，导致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这样三个：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家和大学的文学教科书。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进行书写无疑是文学史家的任务。既然出现在20世纪各个阶段的文学被称作现代文学，而且从中西比较文学和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它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学翻译，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同样，通过这种超越字面意义而具有广义的文化特征的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
　　谈到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会立即想到，它所带来的一定是文化上的“趋同性”，而忽视了文化全球化的另一极效应：文化混杂性和多样性。在这方面，美国的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霍米·巴巴有着独特的建树。巴巴并不赞成文化上的趋同性，他更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这正是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成果，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既定文学经典的消解甚至重构。在他看来，“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认识论的对象，即文化作为经验知识的客体，而文化差异则是把文化当做‘知识的'、权威的加以表述的过程，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如果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比较伦、美学和人种学范畴的话，那么文化差异便是一个指义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文化的表述和关于文化的表述便对力量、参照、应用和能力场的生产加以了区分，并予以认可。文化多样性是对预先给定的文化内容和习惯的认可；由于它居于一种相对论的时间框架内，因此便会产生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交流或人类文化的自由概念。文化多样性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整体文化分离的激进修辞的表现……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早期结构主义人类学描述那里，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表述体系和文化符号的交往”（注：Cf.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p.34.）。由此可见，文化翻译并不会导致文化上的趋同，它从另一方面说来，通过翻译的中介，本土文化倒有可能实现其对殖民宗主国文化的“非殖民”策略，通过这种策略的实施而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诞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就印证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