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科的建设和翻译人才

　 在开拓翻译研究选题的过程中，唐瑾清醒地意识到一点：理论的建设要着力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她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科技、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将日益频繁，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的需要将不断扩大。为此，翻译学科的建设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这两个问题将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基于这样的认识，唐瑾将出版选题与计划的制订放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高度去加以衡量与论证，并针对国内翻译研究的实际状况和薄弱环节，及时调整与充实选题计划。在组编《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同时，她考虑到国内外近40年来翻译研究发展的实际，认识到要把翻译研究推向深入，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必须借鉴、吸收外国翻译研究的优秀成果，提出了组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的计划，并与主编多次商量，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本丛书以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的优秀成果，促进国内译论研究的发展，加快翻译学科的建设为目的，在掌握近40年来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成果和资料，了解其现状，把握其趋向的基础上，按国别、有选择地对国外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作系统的研究与评介，介绍与评论相结合，力求有介绍，有评论，有比较，有分析。”针对国内翻译教材编写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等问题，她又与长年从事翻译教学、活跃在译学领域第一线的一批学者联系，制订了《大学翻译教程系列》的出版选题计划，不断推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且有针对性的翻译教材，受到了试用单位的欢迎。在探索过程中，唐瑾的思考也不断深入，视野也不断拓展，她为《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写的“编辑的话”(1995年6月20日)、“补记”(1999年9月)和“致读者”(2002年1月10日)见证了她不断思考与探索的过程。在1995年写的“编辑的话”中，她这样写道：“打开中国的翻译史册，仅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过三大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每次的翻译高潮都融合了历代翻译家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进步所作出的重大业绩。而近代以来翻译的实绩以及翻译理论与翻译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则远远非前人所能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近年来，出版界出现了名著复译的热点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翻译研究著作的出版似乎一直不太为人所关注、所重视。事实上，翻译作为语言学中的一门独特学科早已分支而立，形成一门具有国际性的独立学科，并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对翻译进行多角度的、不懈的研究是促进翻译事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前提，那么，出版翻译研究的有关著作既是促进这门学科日趋规范、日趋成熟的重要条件，也是出版界人士责无旁贷的职责，我们应当让它理所当然地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我们会有愧于为我们开创翻译事业的先祖，有愧于为中国翻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译家学者，使我们遗恨千古。”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三点：一是肯定翻译对中国文化事业进步所作的重大业绩；二是翻译研究是促进翻译事业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三是出版翻译研究著作是促进翻译学科日趋规范、日趋成熟的重要条件。在2002年写的“致读者”中，她又明确提出：“近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与进步，翻译研究也在一步步扩展深化。2001年中国宣告入世，翻译这座沟通人类灵魂的精神桥梁将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更为广泛的联系。在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形态的今天，翻译和翻译研究呈现新动向。一是趋向多元化，二是面临新的挑战与突破。关注新的动向，才能抓住翻译研究的新问题、新特点”。鉴于此，一方面，她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了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了与“复合型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服务”、“翻译素质”、“机器翻译”等课题有关的一些计划，极大地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涵。此外，她还结合文化产业的思考，提出了“翻译本身应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而不是文化的附属品”的重要观点，引起了翻译界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