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的是罗特曼（Yury Lotman）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即“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引自王友贵，2003）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方面。上文已经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缺点就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不是仅存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要是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话，那么不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那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这里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1） 不同的人在认同同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表现出的反应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文化上处于弱式，面对亡国忘种之威胁，在救国救民、再造中华的这一意识形态的制导下，中国学者做出的回应却截然不同。这首先表现在翻译材料的选取上，“弱国模式”的翻译家翻译最多、倾注最大热情的作品，不少是那些跟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弱小国家，它们都曾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现代历史上都衰弱了，或亡国、或亡种、或沦为强国的属地和殖民地。译者翻译昭示弱小民族的悲惨境地，旨在警醒国民 “不变革必亡国”的思想，传达的是中国人的亡国亡种的恐惧与忧虑。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出于同样的唤醒国民的动机从事文学翻译，他们却采取不同于前者的策略。他们不是以而“揭示‘弱国'的惨烈和沦为‘弱国'的根源来唤醒国民，而是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揭开强国之‘秘密'，或介绍强国之立国之本、现代意识来唤醒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ibid）。类似的情况在国外也有，英国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也加紧对印度的文化殖民，“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已在印度取得了明显优势。为此，印度学者着意从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葡萄牙、俄国等，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来抗衡英国文学”。“印度学者毫不掩饰对法国文学的偏爱或对英国文学的打压。例如，印度著名作家兼翻译家Premchand曾多次撰文表示法国文学优于英国文学”， 以此来表示“对英在印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满和反抗”。(引自蒋骁华，2002)。

2） 其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也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但意识形态对一个时期的翻译策略的影响也不是一元的，而呈现出多元性。例如，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出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式，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在文学翻译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翻译就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在翻译策略上也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然而，只需我们稍微审视一下当时翻译的情形，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是 “直译”与“意译” 两种翻译方法并存的。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势力与梁实秋为代表的右翼文化势力的交锋，就是有力的见证。王东风（2000）因此对多元系统理论做了一些修正，并认为这是译者的主观认定所致。王东风虽说看到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却没有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处于弱式文化的民族在翻译别国文学时，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并存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印度虽然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在宏观上以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等手段来抗衡英国文学与文化，而且在微观上通过采取语用翻译策略抵御着殖民文化的不断入侵”。（蒋骁华，2002）。在当今社会，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中英互译时，也并不是如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异化策略占据主导地位②，而是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并存，去年《中国翻译》上针对“归化”、“异化”、“意译”、“直译”之间的争论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