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成为中国文学源头

　 十余年来，从《中国翻译词典》到《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再到不久前隆重推出的以“展示译家视野，追寻译家足迹，抒发译家情怀”为主旨的《巴别塔文丛》(12卷)，展示了多方面的价值：从出版的角度看，由一部词典的组编，发展到几乎涵盖翻译研究各个领域的几套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的丛书，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图书系统品牌；从学术角度看，不断拓展并丰富翻译的内涵，以翻译史、翻译基础理论、翻译批评研究等方向的具有开拓性并有相当系统性的著作，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不可忽视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从翻译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到翻译的文化研究，再到教材建设，以开阔的视野、清醒的学科意识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为翻译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瑾所追求的“以出版促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促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促人才培养”的目标，既有“出版、研究与教学互动”的理念上的创新，又有以历史梳理为起点、以基础理论研究为突破口、以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为追求的学术方法上的创新。《中国翻译词典》、《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相继获得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与《巴比塔文丛(十二卷)》分别荣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唐瑾本人获得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光荣称号，是值得中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共同庆贺的喜事；美国、法国、加拿大及国内数十家刊物对唐瑾策划、编辑的翻译研究系列著作发表了评论或介绍文章，其价值受到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在强调学术创新，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的今天，唐瑾所走的不断拓展的探索之路给予我们的启示尤显珍贵，而翻译出版者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对翻译学科建设所起的作用理应值得我们重视。

“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1]（P337）其中蕴含着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和厚今薄古的创造策略。由此看来，晚清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晚清之得称现代，毕竟由于作者读者对‘新'及‘变'的追求与了解，不再能于单一的、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2]（P7），这必然需要文学引进一个广阔的世界格局，由此，自晚清开始的文学翻译无疑成为我们追随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源头。

　　 中国翻译文学的真正序幕是由《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而拉开的，他的译介者林纾或许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中国文学将来的走向所起到的重大影响，但正是他为中国文学所引进的世界格局，使得晚清及以后几代的中国文人努力改变中国文学的状况，获得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并最终决定将自身汇入这一现代世界文学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