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

• 既然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那么我们为翻译文学写史就应当考虑依循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来展开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叙述。因此现代翻译文学史必定涉及到对这些关系的阐述：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时代变革与翻译文学、作家创作与翻译文学，等等。对这些关系的仔细清理和深入阐释，将构成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基本构架。

  首先看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谢天振说，翻译文学史应“关注一下某些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5](P285)，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文学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创作思想和理论要求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学研究会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左联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等等，无不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创作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关注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时，要注重梳理翻译文学、西方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明确的。中国现代作家是将翻译和创作并重的，现代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是发表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发表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不仅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如此，其他期刊也不例外。比如二三十年代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就先后刊载了徐志摩译的哈代、罗塞蒂的诗歌，闻一多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梁实秋翻译的彭斯的诗歌，还有由饶孟侃、卞之琳等人翻译的郝斯曼、戴维斯、雪莱、济慈、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也刊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顾仲彝译）、欧尼尔（E·O'Neil，现译奥尼尔）的《还乡》（马彦祥译）、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熊式一译）等戏剧，同时还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胡适译的短篇小说：欧·亨利的《戒酒》、哈特的《米格尔》和《扑克坦赶出的人》，徐志摩译的Diard Garueet的《万牲园中一个人》和A·E·Coppard的《蜿蜒：一只小鼠》，西滢译的曼殊裴尔的《娃娃屋》、《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贴身女仆》和《削发》，叶公超译吴尔芙夫人的《墙上一点痕迹》，等等。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翻译文学的出现总是与时代变革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几经变革，历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的流变过程，翻译文学也随着这一时代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翻译文学史也应该描述这一发展变革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