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社会

我们知道，译者是社会的人，他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当时的诗学观等等都会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针。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主体。翻译时，他一方面受社会因素影响，但其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时，他们都受其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影响。胡适在担任《竞业旬报》主编期间，其翻译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的倾向。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六百男儿》、《缝衣歌》、《惊涛篇》等。在留美期间，他对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学直接的功利性逐渐减少。这段时间他译诗数量不多，不足十首。但其译诗的主题显然变得宽泛了许多，包容性也逐渐加强，译诗不再是社会批评或战斗的武器，除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带有明显的“经世济用”意识和战斗热情之外③，其余大多集中于宗教的玄学智慧，如《大梵天》、《墓门行》等。1918年到1919年是胡适诗歌翻译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间翻译的诗歌包括《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从此其诗歌翻译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形式的选用走向成熟。“胡适译诗主题的嬗变自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但同时也有胡适人生观和文学理念逐渐成熟与发展的根据”（廖七一，2003，着重号为引者加）。

翻译家穆旦也是一个在翻译上表现出译者强烈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典型。从他回国后的创作、翻译的嬗变轨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鲜明的个性化品格。1953年留美回国，他的文学创作与当时中国的文学观念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他只好暂时放弃诗歌创作，转而翻译苏联文学，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别林斯基论文学》等。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也被认为是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代表”。正如张曼（2001）所说，“穆旦的转变不是外在的压力所做的“知识分子改造”,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知识分子的真诚的自省。” 穆旦的翻译选择虽然追求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认同，同时他仍坚持自己对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即使翻译拜伦、雪莱的诗歌，也体现了他的审美个性。他没有选择更加符合意识形态的拜伦的《该隐》,而是选择了他的抒情诗《唐璜》;没有选择雪莱的政治抒情诗《伊斯兰的起义》、《解放的普密修斯》,而是选择了《云雀》等抒情诗（张曼，2001）。穆旦翻译与之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相似的诗思、相似的表现手法的丘特切夫的《丘特切夫诗选》、以及翻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艾略特、奥登、叶芝的现代派诗歌，都彰显了个人的审美特性（Ibid）。

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任何理论都不能绝对化，正如Peter Newmark所说，“‘决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译者、翻译职业和翻译文学的创造性”（引自蒋骁华，2003）。这是国内学人们都需要谨记的。另外，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翻译，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