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日
上海佳音特翻译有限责任公司最初是由翻译界资深人士组成的一家专业翻译公司,上海翻译公司的翻译人员都是国家外文出版局、外交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的国内一流外语专家,也是佳音特上海翻译公司的专兼职翻译骨干,绝大部分口、笔译业务,是由这些译界精英完成的。随着上海翻译公司业务不断扩大,一批年轻的外语英才纷纷慕名加盟。因而佳音特上海翻译公司的翻译队伍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信誉好、素质高的翻译队伍。目前,佳音特上海翻译公司能承担70余个外语语种的口、笔译业务,尤其以小语种取胜。价格低、质量好是上海翻译公司的最大特点。
2006年8月2日
了解翻译家,仅看他们的译品是不够的,必须阅读他们的著述,特别是他们怎样写自己的翻译生涯、思考、情趣和追求,也就是离不开施康强先生的自选集书名所说的“自说自话”。这套文丛书名和单卷书名的设计匠心独运,各有特色,寓意深邃,耐人寻味。文丛以“巴别塔”命名表示这一套书是从事崇高事业的通天塔建造者翻译家的文集,有别于一般作家的文集。单卷书名则各有着眼点:屠岸先生用《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吕同六先生用《寂寞是一座桥》作书名以显示翻译家担负着沟通人类心声和在默默耕耘中架设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神圣使命,金圣华女士的文集《译道行》表示书中所展现的是“译家长年累月跋涉译途的实录和心迹”,董乐山先生的文集以《西行的足音》为书名意在再现作者“采撷西方文化精华的漫长里程”,方平先生的书名《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和刘靖之先生的书名《和谐的乐声》使读者联想到两位翻译家与诗、与音乐结有不解之缘,叶渭渠先生的书名《扶桑掇琐》显示作者的翻译与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文化。
2006年8月2日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一个陌生的作家名字才第一次进入了外国文学翻译家的视野。这本来是一种尴尬,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翻译界的一种羞耻。对此,北大教授张颐武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已经做得很全面了。”事隔一年,当又一个陌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知道张教授又将有何高论?
在当代文坛,一个又一个关于现当代作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公布,说得有鼻子有眼。对于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我一直表示怀疑。
2006年8月2日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目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2006年8月2日
本书是为大学西班牙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编写的翻译课教程。作为实用翻译教程,一般读者也可用作参考资料。
本教程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即上编——《翻译入门》,共十七讲,按照理解、表达、检验与评价这次序,梳理了翻译中必然会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或两难抉择,讨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及应该注意的方面,采用浅近、活泼、便于学生理解的方式,探讨有关翻译的性质、过程、标准、方法等问题。我们认为,就一些专门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的方法,有助于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也便于集中操练,提高学生的翻译基本功。
上编中除第一讲和最后两讲外,每一讲都配有相当数量的练习,这部分的练习大都以句子或句群为单位,每一讲的练习都围绕一个方面的问题。
2006年8月2日
当然,除了理论之外,中文和外文的深厚修养,极为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是许渊冲译文出众的原因。克利斯托夫一生备受压制和排挤,以至于无法从事音乐创作。许渊冲在翻译时感同身受,常常热泪盈眶,这种心灵相通的感觉,使他的译作中常常出现神来之笔。正是由于对翻译事业的执著,在《红与黑》讨论以来的10年里,他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路,又有20余种专著和译著问世,创造了我国译坛前所未有的奇迹。
2006年8月2日
唐瑾——中国翻译出版界一个熟悉的名字。由她策划、组稿、责编的《中国翻译词典》、《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巴别塔文丛》等相继“脱胎”上市。这几套图书架构恢弘、容量博大,反映了中国翻译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实力和个性追求,展示了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回望过去,唐瑾集勤劳、辛劳、功劳于一身。 在中国,翻译人才紧缺,翻译工作难做,翻译学科尚未建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1989年,从武汉工业大学外语系调入湖北教育出版社后,唐瑾思忖着如何以出版促翻译研究。经过一番调适,“紧紧围绕翻译文化、翻译理论论著类图书这条主线,将文章做大做强”的奋斗目标在唐瑾的脑海中闪亮。她心里明白,这是一项宏伟艰巨的文献工程。 唐瑾策划组编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有些选题内容非一般人所能涉足,又无同类图书可资借鉴,因而约稿中常遇挫折与困难,常常是三番五次地找人、换人;有些选题的作者则如同珍品中的孤本,再无第二者可寻。令唐瑾记忆犹新的是在全程编辑出版《中国翻译词典》过程中,她感到特别艰难,特别劳累,200多万字的词典,由全国各地上百人撰写词条,体例的统一,内容的全面、准确,退稿、改稿等一系列的工作,环环不得轻心,光是编审书稿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其工作之难,如同在“跋涉”中陷入泥潭,艰难地自我“挣扎”。在这样的困境下,唐瑾靠着从不放弃的坚韧,坚持选题策划,坚持一流的作者,一流的书稿,走出一条通往成功的路。1997年,字数近250万,耗时达7年,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翻译知识词书《中国翻译词典》终于“破壳”露面。对这本词典,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给予了充分肯定,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翻译词典》的出版为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锦上添花,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誉之为“翻译知识百科全书”。1998年,《中国翻译词典》一举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2006年8月2日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 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 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 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推翻,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 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2006年8月2日
个翻译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因为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倘若传达不出这种风格,译品就会缺少点什么。你总不能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吧,那就太失真了。但是,他的浑厚、雄健、博大又混杂着宠杂、粗疏、用字不够讲究,这些难道都要一古脑儿表达出来吗?这样只会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译者的文字修养欠火候,而不会认为这就 是巴尔扎克的风格。所以,译者翻译时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常常会“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会“硬译”到底的,更不用说意译派把译文的优美放在第一位,不断做拔高的工作。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绍过来。
2006年8月2日
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发展,机器翻译的应用前景将更为诱人,也会带来更好的商机。但应该提醒的是:今天机译系统的翻译质量还很差。50年来译文质量应该说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如此。机器翻译不但是一个语言处理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处理问题。没有点点滴滴的、艰苦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开发出实用的机译系统的。现在之所以有的开发周期缩短了,一则是因为开发者有长期的经验积累,一则是得到可以共享的资源,而绝不是有什么"绝招"。实际上机器翻译要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展望下一个世纪,我们做这样的预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争取的突破点。